金融界网9月4日消息 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1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于2021年9月4日在北京召开，主题为“绿色北京、开放金融”。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围绕“绿色北京、开放金融”主题演讲表示，重点谈及双碳目标实现双碳目标如何积极有效合理的推动经济金融绿色转型。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
刘世锦表示，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提出以后国内外影响很大，这既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对国际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更是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内在要求。这个转型并不是别人让我们转，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转，分步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将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广泛深刻和长远的影响，概而言之这将会带来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将会提供一个重大的技术创新和投资机遇，一场配套的制度变革和创新、一次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系统性重大变革，我首先先上纲上线一下，把认识高度先提起来。
刘世锦表示，减碳不能单打一，而应该从我国现阶段国情出发，坚持降碳、减污、增绿、增长四位一体协同推进。因为中国总体上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与发达国家有重要的区别。发达国家已经度过了工业化的高峰期，高佣联盟，他们主要是服务业为主，碳已经达峰，污染的问题基本上也解决了。因为以服务业为主，生态环境总体上比较好，特别重要的是这些发达国家经济已经进入成熟区。简单说苹果已经熟了，让它高增长也增长不起来，但是中国是不一样的，我们除了碳的问题之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依然突出。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必要也有潜力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降碳、治污、增绿、增长，这几个方面都很重要都要抓，都不可偏废。所以需要建立降碳、治污、增绿、增长的协同机制。
刘世锦强调，降碳只会增强不会减弱。他指出，碳减排和常规污染物的治理，外部性有很大的区别。刘世锦举例称，假定酒店要排出一些受到污染的水或者空气，周边的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反应很小，是有意见的，他们要求治理的积极性是很高的，但是碳减排这个事情成本是你自己的，好处是全世界的，所以一般而言大家积极性都不高，但是治理污染压力很大，积极性比较高。碳减排和常规污染物的减排具有同源性，同样的污染物，既排碳也排常规污染物。从深圳的经验来讲，同源性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降碳治污协同治理的时候实际是用治污比较高的积极性来带动减碳这件积极性相对比较低的事情，同时利用它的同源性把这两个事情同时推进。
再比如生态修复植树造林既可以增加碳汇，而碳汇可以中和碳排放，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搞绿色增长特别搞绿色技术，大力促进高生产率低排放或者零排放低成本的绿色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它既能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利于降碳减污增绿。昨天我们还开了个会讨论深圳的三达经验，控制质量达标、碳达峰、经济高质量增长，他们做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四个方面的协同机制从深圳的经验来讲是能够行得通的，而且可以做得相当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减碳不能搞运动，不能运动式。近期中央财经委会议指出不能搞运动式减碳。最近一段时间我到一些地方做了些调研，地方的一些领导同志反映最近短期的减排压力很大，甚至影响到了短期的经济增长，也有些报道讲有些地方为了完成减排指标拉闸限电，现在还是夏天有些地方空调都开不了了，这种情况不普遍，只是个别情况，但是我觉得需要关注，为什么呢，反映了一种倾向。还有一种情况现阶段我们推动减排主要采取的还是由上而下层层分解任务目标，用行政性手段实施的这套办法。当然有些同志说咱们有没有别的办法，短期来看只能如此，找不到什么更好的办法。这条办法的优点是短期内行动比较快，也可能取得成效，但问题是指标分配是不是合理，还有搭便车实施成本较高平衡性较差。
应该明确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关键是用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要减少碳排放，而不是减少生产能力，不是降低增长速度，更不是在不具备绿色技术的情况下人为打乱正常的供求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遵循绿色转型规律和市场规律，否则很可能好事不一定能办好。通常我们讲破旧立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是在绿色转型这件事情上我以为应该是新的不来旧的不去，这就是最近财经委会议中间特别强调的先立后破，我们着眼点还是要放到形成新的绿色供给能力上，确保产业供给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平稳的转化。
第三个问题，减碳不能指标错位。近期有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是用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的指标实现双碳目标是否合理有效。我们到地方上做些调研，目前为了实现双碳目标，抓手就是能耗的双控。提出能耗双控的指标是为了鼓励节能，提高能效，限制过度用能，以尽可能少的能源消耗支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这个初衷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实现双碳目标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需要把它搞清楚。
一个问题就是节能并不等同于减碳，同样的能源消耗既可以是高碳的也可以是低碳甚至零碳的，我们的目标是在保证必要能源供应的前提下通过调整能源结构，用低碳或者零碳的能源替代高碳能源，逐步降低碳的含量。我们国家目前人均收入水平刚过1万美元，到2035年根据我们的规划，我们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这个水平是多少呢，从目前的情况下按现价美元算3万多美元甚至4万美元左右，1万美元到3、4万美元，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其中包括我们的人均能耗特别是人均电耗，这里我就不讲数据了，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所以如果能源控制总量控制不当，制约了应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样不符合发展的初衷。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撇开碳排放和常规污染物排放等问题，能耗总量和强度控制到底是用什么办法来处理比较好，是用行政性的办法还是用市场的办法。在这种情景下能耗双控指标实际上是一个成本控制的问题，因为包括能源在内的投入品到底如何用、用多少，只有作为当事人的企业才有可能搞清楚做出正确决策，举例来说近年来光伏发电成本已经相当低了，如果某个企业用这类绿电生产一种高技术含量附加价值的产品，它即便能耗高一点，但算总账还是合算的，为什么呢，因为产生的效益更好。所以这一类的信息和决策，政府在宏观层面是很难把握得住的。
刘世锦建议加快创造条件，用碳排放的双控指标，也就是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指标来替代能耗的双控指标，以更好的服务于实现双碳目标。当然能耗双控指标还是有用处的，可以作为经济转型的一个评价分析指标。刚才我讲了目前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遇到了些问题，谈一些想法，但是我们还需要看得更远一点。从如何应对上述问题和挑战出发，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应当着力抓好一些对绿色转型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最近我工作很忙，短期的事情抓得很多很紧，看起来好像挺忙的，还有点效果，但是真正打基础的工作做得很不够。
在刘世锦看来，下一步重点是要推动两个创新。一个是技术创新，再一个是制度创新。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从根本上来讲要靠绿色技术驱动，要大规模系统性的换技术，也就是用绿色的技术把那些不太绿的技术、灰色的黑色的非绿色的技术换下来。这些绿色技术应有三个目标，它应该是高技术含量和高生产率的，第二是少排放或者零排放的，第三与传统产业相比一定要有相当强的竞争力，成本要低，成本高的话没人用。所以要实现这三条，有些同志讲可能很难，能不能做到呢，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刘世锦以光伏产业发展为例举例称，十年前光伏发电和燃煤发电成本有竞争大家可能感觉不现实，但是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光伏发电的成本降低了80%-90%，现在已经可以和传统的燃煤发电相竞争，成本已经低于传统的燃煤发电了。有些业内人士讲今后几年时间光伏发电的成本还有可能有较大幅度的降低，“三个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这是下一步我们创新的重点。过去主要是提高生产率，以后重点是低碳零碳、低成本，创新可以做出很多我们过去认为很难做到甚至做不到的事情，所以重心是要发生转变的。
讲技术创新首先是要推广那些已经成熟应用以后能够产生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技术，同时要加快形成激励绿色技术创新推广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过去讲绿色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一般认为这两者之间是相互冲突的，比如有些同志讲我们现在开始搞环保、绿色发展，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这个情况过去确实也发生，因为我们过去的绿色技术绿色创新重点是在做减法，主要是清除污染，下一步绿色技术重点是做加法和乘法，比如低碳和零碳的新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有研究认为会带来百万亿级别的聚集量投资，这个增长空间是我们不搞绿色发展不可能有的。
关于制度创新，刘世锦强调绿色发展中市场距离发挥决定性作用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随着我们进入碳中和目标下的绿色转型期以后我们必须要做体制转型。应该通过努力有可能形成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这样一个微观基础，制度创新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要建立碳账户和绿色责任账户，首先是要推动碳核算和生态核算，核算是绿色转型的基础，不论是行政性的办法还是市场性的办法，前提是把账要算清楚，而且要有一套科学的算证方法，这件事情很重要很紧迫，迄今仍然是一大短板，但是我感觉到目前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上面我们谈到碳排放的双控指标目前实现起来也是有难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账没算清楚，缺少一个必要的核算基础。
发展绿色金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绿色的标准问题，何为绿色，很大程度上也是绿色核算的问题，下一步应先建立起碳的账户和生态账户，再形成包括碳减排、常规污染物防治、生态修复和经济增长。从经济学的角度就是界定产权和责任，这是我们市场起作用的基础。各人自扫门前雪，这个世界就会很清洁，应该鼓励各地积极开展这方面的探索创新。通过绿色责任账户把国家的碳中和目标分解落地，推动绿色转型，扎实有效地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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